中国法院对VIE协议纠纷的裁判立场及其启示

协议控制作为一种运用于境外上市的创造性制度,肇端于美国安然公司SPE(Special Purpose Entities)运作及审计丑闻,安然丑闻事件导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美国规则导向型(Rule Based)的会计准则进行自我反省,并在第46号修订案提出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可变利益实体)的概念,即投资人如果对某一实体的控制权并非藉由多数投票权而获得,那么这样的实体则被称为可变权益实体。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某个公司是一个VIE的主要受益人,那么该公司在提交报表的时候必须将该VIE整合进报表中。

从VIE的发源观之,其本身是一个会计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其本身是为应对类似安然公司利用SPE财务粉饰的行为,然而“甲之砒霜,乙之蜜糖”,这一制度在中国民营企业上市过程中演变为规避相关外资限制的协议控制结构安排,VIE结构作为中国境内民营企业规避《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的创造性之举,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为中国TMT行业投身资本浪潮另辟蹊径,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及其他行业蓬勃发展创造全新的融资渠道。

但同时,协议控制架构在中国法律语境下,存在着两难境地:就监管层面而言,通过系列协议规避10号文的规定控制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的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及其业务,尽管中国监管机构对此语焉不详,但毕竟存在着规避外商投资监管的可能性;就民事层面而言,协议控制终究与股权控制有本质区别,其本质上属于债权关系而非物权关系,权利存在相对性,同时面临着协议当事方利益冲突及违约的风险。

尽管行政监管机构态度暧昧,但中国司法机关在相关争议解决过程中对相关纠纷的裁判立场,仍可资为协议控制安排的合规风险及合同风险提供前车之鉴。

一、VIE架构的核心内容

根据相关经由协议控制安排上市的公司招股说明书,一个典型的VIE上市架构略如下图所示:
VIE结构图.png
按照股权控制的红筹模式,上图中的WFOE(外商独资企业)原本应直接通过100%持股控制境内运营实体,但因为相关外商投资政策的限制或禁止,无法直接实现控制,进而通过上市申请人经由层层控股关系间接控制的WFOE与境内运营实体(OPCO)及其创始股东签署系列协议,实现对该OPCO的协议控制,进而根据VIE准则将该等OPCO的利润导入上市主体。该等系列协议的主要逻辑如下(虑及VIE协议的主要架构相似但细节不尽相同,因此参考小米集团招股说明书的合约安排章节对合约安排重要条款的说明):

(一) 独家业务合作协议(OPCO与WFOE)

OPCO同意委任WFOE为技术支持、顾问及其他服务(视情况安排及约定)的独家供应商,委任对价为向WFOE支付服务费,该等服务非的金额为OPCO综合利润总额,且WFOE有权调整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OPCO无条件接受该等调整。此外,该等服务协议为独家的,未经WFOE事先同意,独家业务合作期限内,OPCO不得就独家业务合作协议所涉服务与任何第三方大成类似合作关系。WFOE可指定其他相关方向OPCO提供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的服务并订立若干协议。除非根据条文终止、WFOE单方面书面终止及WFOE营业期限届满,否则该等独家业务合作协议将持续有效。经由该等独家业务合作协议,WFOE实际控制OPCO并享有其经营收益。

(二) 独家选择权/期权协议(WFOE与OPCO股东)

约定WFOE有权在任何时间要求OPCO股东将其OPCO的任何或全部股权,转让给WFOE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其转让代价相当于股东未偿还贷款金额或象征价格(除非法律或政府机构另有要求),且WFOE有权要求以孰低价格受让。除非OPCO股东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WFOE或其指定人士,否则独家选择权协议一直有效。在该等协议中,OPCO股东还需承诺如下事项:

  • 未经WFOE事先书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修订OPCO公司章程、增减注册资本或改变注册资本结构;
  • 按照良好的财务及业务标准维持OPCO公司存续,并维持所有必要的资质许可;
  • 未经WFOE事先书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出售、转让、质押或处置OPCO公司超过特定金额的资产、业务或权益,或设定产权负担;
  • 未经WFOE事先书面同意,除正常业务过程引起的负债外,不得引致、继承、担保或承担任何债务;
  • 应WFOE要求,提供OPCO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料;
  • 未经WFOE事先书面同意,不促使OPCO公司合并、整合、收购或投资于任何人士;
  • 如发生与OPCO有关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则立即通知WFOE;
  • 未经WFOE事先书面同意,OPCO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向股东分派股息,但WFOE书面要求后,则OPCO公司必须立即向股东分派全部可分派利润;
  • 会应WFOE要求,委任WFOE指定的任何人士担任OPCO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未经WFOE书面同意,除与WFOE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外,不会以任何方式出售、转让、质押或处置OPCO公司的权益,或允许对OPCO设立权利负担,且促使OPCO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不批准有关事宜;
  • 就每次股权购买权行使,促使OPCO公司股东会会议就批准股权转让及WFOE要求的任何其他行动进行表决;
  • 就OPCO任何其他股东转让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如有),并同意与WFOE及OPCO签署独家选择权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并同意不采取任何相冲突行动;
  • 会根据中国大陆法律以馈赠等方式向WFOE或其指定人士转让任何利润或股息;
  • 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若WFOE根据独家选择权协议行使选择权以收购OPCO权益,将向WFOE退回所收取的任何代价。

(三) 股权质押协议(WFOE与OPCO股东)

OPCO公司股东将其各自所持有的OPCO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WFOE,作为履行合约和支付未偿还债务的担保,股权质押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登记后,直至合约履行完毕及未偿还款项全额支付前一直有效。

(四) 表决权委托协议/授权书(WFOE或其指定人士与OPCO公司股东)

OPCO公司股东不可撤销地委托WFOE或其指定人士作为代理人代为行使(且未经该等代理人事先书面同意,自己并不行使)OPCO公司股东的下列权利,且在OPCO公司股东持股期间,该等授权书一直有效:

  • 召开及出席OPCO公司的股东(大)会;
  • 根据法律及OPCO公司章程行使所有股东权利及股东投票权,包括但不限于出售、出让、质押或处置OPCO公司的任何或全部股权;
  • 以有关股东名义代表签署任何或全部书面决议、会议记录及批准修订公司章程;
  • 提名或委任OPCO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五) 贷款协议(WFOE与OPCO公司股东)

WFOE向OPCO公司股东提供贷款,全部用于对OPCO公司的投资,未经WFOE或相关放款人同意,贷款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贷款期限自协议订立之日起,直至放款人根据独家选择权协议行使独家选择权当日、发生若干约定的终止事件时或借款人违约时止。当放款人行使独家选择权后,借款人可向放款人或其指定人士转让所持相关OPCO公司全部股权,并将转让所得偿还贷款。若转让所得相当于或低于贷款本金额,则视为贷款免息;倘若转让所得超过贷款本金额,则高出部分视为贷款利息。

(六) 个人股东及其配偶承诺

除前述1-5项核心协议外,尚有如下文件视情况需要签署:
1、OPCO公司个人股东确认:
(1)其配偶无权就OPCO公司权益提出申索;
(2)若其死亡、无行为能力、离婚或其他事件导致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则会采取措施保障其股东权益不被其他申索。
2、OPCO公司个人股东配偶承诺:
(1)OPCO公司股权不属于共同财产;
(2)无权享有个人股东权益且不会申索该等权益。

(七) 争议解决条款

VIE全套协议中均设定争议解决条款,以便确定合约相关安排发生争议时,该等争议将由何等机构解决,适用何等法律及语言。如由境外争议解决机构解决纠纷,还应考虑到法律适用问题、该等争议解决结果在中国境内的认可及执行问题。此乃合约安排的重大风险之一,亦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二、VIE架构的主要风险

参照小米集团及其他有类似合约安排并在港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与合约安排有关的风险”的披露,经由VIE架构的合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方面的风险:

(一) 外商投资政策监管风险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于2005年发布并于2018年4月最新更新的有关上市申请人会否因合约安排的相关法律问题而被视作不适宜上市的上市决策(编号:HKEX-LD43-3)明确:“若并无外资拥有权的限制,上市申请人不得采用合约安排方式经营业务”,因此采用VIE架构的合约安排,往往系因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特定行业(如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有外资限制或外资禁止(股权比例、股东资格、业务资质等)。为了解决境内OPCO公司业务在境外上市的目的,经由VIE架构,规避了特定行业对外资投资的限制或禁止规定,并通过境外会计准则合并境内OPCO公司权益,将OPCO公司利润层层导入上市主体开曼公司。

虽然搭建VIE架构在中国境内公司海外上市过程中已成为由来已久的行业惯例,但中国政府始终未明文肯定VIE架构之于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合法性。相反地,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作出的裁决以及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于2010年及2011年作出的两项仲裁,以若干合约安排规避中国外商投资限制政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52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58条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相关规定,认定该等协议安排无效。

此外,2009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还就网络游戏外商政策特别作出规定:禁止外商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中国境内投资从事网络游戏运营服务。外商不得通过设立其他合资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或提供技术支持等间接方式实际控制和参与境内企业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也不得通过将用户注册、账号管理、点卡消费等直接导入由外商实际控制或具有所有权的游戏联网、对战平台等方式,变相控制和参与网络游戏运营业务。违反规定的,新闻出版总署将会同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情节严重者将吊销相关许可证、注销相关登记。

同时,中国商务部于201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外国投资法草案》”)在认定一家公司是否为外资企业时引入了“实际控制”原则,因此即使VIE架构下OPCO公司并无外方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情况,但经由合约安排实现了外防对OPCO公司的“实际控制”,仍将被认定为外资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外资企业,则其将受制于外资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所限,进而合约安排将被视为不合法或被撤销。

因此,虽然VIE架构为外商限制或禁止行业上市的惯常操作,但中国政府有权自行厘定特定行业的合约安排是否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合约安排仍可能面临不被中国政府认可、被取缔相关业务资质等重大风险。如果海外上市主体的大多数权益来自OPCO公司,则该等监管风险将对开曼公司上市主体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沦为空壳公司,进而导致海外上市主体上市融资目的落空。

(二) 合约安排协议当事人违约风险

一如引言部分所述,合约安排下,发行人主体对于境内的OPCO公司并无所有权权益,对OPCO公司的控制、经营依赖于与OPCO公司及其实际股东所签署的系列协议实现。

所有权与请求权的区别,将导致发行人对OPCO公司的控制存在本质的区别:如作为所有权人,发行人或其附属公司可径行通过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直接或间接对OPCO公司施加控制或安排;但作为请求权人,发行人或其附属公司对OPCO公司的控制或安排,端赖OPCO公司实际股东对相关合约的遵守情况。在直接控股情况下,尚有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而在协议控制下,VIE权益人与OPCO公司股东、管理层则更易发生利益冲突。

协议控制下,协议当事人违约的典型案例莫过于2011年轰动一时的“支付宝事件” :马云在支付宝控股股东阿里巴巴集团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获取第三方支付业务牌照之名,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股权转移至其个人控制的浙江阿里巴巴集团,导致阿里巴巴集团股东之一雅虎股权下跌,并导致雅虎面临集体诉讼。虽然支付宝事件以阿里巴巴集团、雅虎、软银签署和解协议,约定支付宝向阿里巴巴支付巨额补偿告终。但支付宝事件却引发了对VIE模式下上市公司与OPCO公司利益冲突、OPCO公司及其实际股东潜在法律和道德风险的关注。

协议控制本质是系列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如协议方(特别时OPCO公司或其实际股东)不遵守契约精神履行合同义务,将导致发行人或其附属公司耗费人力、时间等成本,以诉诸诉讼、仲裁等方式追究协议当事方违约责任,以获取救济。但一方面,相关协议能否根据中国法律并由中国裁判机构裁决端赖相关协议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条款的设置,另一方面,纵令争议事项由中国裁判机构按照中国法律裁决或域外裁判机构已作出相应裁决,但中国裁判机构对相关协议的有效性、对域外裁判机构裁决意见是否认可及执行仍存在不确定性。

三、VIE协议纠纷的主要裁判观点

经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截至目前因VIE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并不常见,本文拟从仅有的几起案例进行剖析,以窥探中国司法机构对VIE协议纠纷的基本裁判立场,并总结VIE协议中常见的纠纷类型。

(一) 长沙亚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师大安博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案(安博教育案)

1. 案件背景

根据安博教育控股公司(Ambow Education Holding Ltd,以下简称“安博控股”)于2010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发行美国存托凭证时的招股说明书披露,安博控股系2007年于开曼群岛成立的税务免除型优先公司,北京安博在线软件公司(WFOE,以下简称“安博在线”)系安博教育控股公司于2000年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系安博教育控股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公司。安博在线主要通过和可变利益实体北京师大安博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OPCO,以下简称“安博教育”)其股东之间的协议安排开展业务,安博控股在可变利益实体及其下属机构中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控股权益。

根据安博在线与安博教育股东解学军和薛建国达成的系列协议,安博教育股东解学军、薛建国将其在安博教育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安博在线。解学军、薛建国将其在安博教育的一切表决权无期限、不可撤销地授予给安博在线。根据安博在线与安博教育之间的独家合作协议,安博在线拥有向安博教育提供技术支持和中小学在线教育营销咨询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专有权,以获得金额相当于安博教育税前盈利的服务费。经由该等安排,安博控股通过安博教育控制并运营中国境内两家教育机构湖南上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和湖南长沙同升湖幼儿园(以下合并简称“目标学校”),从事中国境内的学前教育及中小学教育。

其中,目标学校系由安博教育从原举办方长沙亚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兴置业”)处受让所得,对价为8391万元现金及8388万元待上市股票。根据双方转让目标学校权益的系列协议安排,安博教育向亚兴置业的转让对价已支付完毕,安博教育亦获得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的相关办学批复,亚兴置业亦向安博教育移交相关财务资料、学校建筑物等。

据上所述,并结合安博控股在其招股说明书“公司架构及合约安排”(Our corporate structure and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作为上市主体的安博控股与境内可变利益实体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亚兴置业通过协议对价安排所持有的安博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股票(实际由其海外的BVI公司持有),自安博控股2010年8月5日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180天内禁售,禁售期后可解禁出售。亚兴置业如果要出售该部分股票(ADS),须先将该部分股票按照2:1的比例转换成相应数量的美国存托股即ADS后再公开交易。安博教控股的股票于2010年8月5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股价一路下跌,2012年3月6日亚兴置业向安博控股提出ADR转ADS申请,安博控股则认为应由亚兴置业自行按照转换程序办理,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亚兴置业一直未完成ADR转ADS的程序。2013年3月22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暂停安博教育控股公司的股票交易。双方遂产生案涉纠纷。

2. 争议焦点

亚兴置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六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的规定,义务教育机构禁止外商投资。亚兴置业与安博在线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实质是安博教育和安博在线利用VIE模式以内资合法收购目标学校的外在形式,恶意规避法律和产业政策禁止外资进入义务教育领域的规定实现境外上市,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据此请求判决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签署的转让目标学校权益的《合作框架协议》无效,并将目标学校教学举办权、经营收益权和经营处置权等权益返还亚兴置业。

安博教育认为:《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配套洗液系两间内资企业就学校举办权转让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不属于外商投资范畴,不受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亚兴置业提起诉讼是为了转嫁其所取得的对价股票价格下跌的商业风险,引起请求驳回亚兴置业全部诉讼请求。

3.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所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理由在于:

(1)安博教育自设立之时均登记为内资企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安博教育为外商投资企业。安博教育以内资企业身份与亚兴置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不违反我国有关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虽然安博教育现有股东将其对安博教育的股东投票权委托给安博在线行使,并将目标学校的盈利以支付接受安博在线服务对价的方式支付给安博在线,但从法律上而言,安博在线并非安博教育的股东,安博教育的股权仍登记在我国自然人名下,因此安博教育的所有人仍为我国自然人,安博教育基于其自身经营政策考虑通过合同将其股东投票权和利润转移给外商投资企业并不能就此改变安博教育的法定注册类型。亚兴置业所主张的以是否存在协议控制作为确定企业性质的标准还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为安博在线现在只是基于合同关系实现对安博教育的控制,如果一旦安博教育股东与安博在线教育再签订解除此种对投票权的让渡,则是否还能认定安博在线实际控制安博教育存疑。因此,仅仅根据不确定的投票权让渡和利润转移安排而认定安博教育系外商投资企业不符合我国当前立法中主要依据投资主体划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标准。在安博教育的股东解学军、薛建国均为我国自然人的情况下,应认定安博教育系我国内资企业。

(2)安博在线对安博教育的协议控制,并不必然危害我国教育产业安全。根据查明事实,安博在线与安博教育的协议安排,仅仅控制及转移目标学校的经营收益权,而并不涉及控制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目标学校教学安排仍由内企业安博教育按照我国有关教育政策贯彻实施,根据安博教育接管目标学校后的运营情况看,安博在线并未根据其实际控制地位而对目标学校教学安排施加不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安博在线与安博教育的利润转移协议并未违反我国对禁止外资进入我国义务教育领域的立法本意。

(3)否定双方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的效力无疑鼓励亚兴置业的不诚信交易行为。从《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安排来看,亚兴置业在订立该协议之初即明知涉案目标学校的利润将通过协议安排的方式转移至安博在线,因为亚兴置业出让目标学校标的权益的对价除一半现金外,另外一半是即将在美国上市的安博控股的股票,而安博控股的利润来源即为包括目标学校在内的境内学校的盈利,如果安博控股不能通过协议方式取得安博教育所有的目标学校的盈利,则亚兴置业所取得的安博控股的股票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亚兴置业在本案交易之初就对海外上市企业安博控股通过协议控制安博教育的事实是明知的,在交易完成后,又因为所持安博控股的股票价格未达到预期而主张否认该协议的效力,无疑违背了商事交易基本的诚信原则。亚兴置业多次主张将所持安博控股的股票进行转换,也表明亚兴置业认可合同的效力并一直在正常行使合同权利。

(4)否认《合作框架协议》的效力将破坏商事交易安全。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各自的合同义务,安博教育按照协议约定向亚兴置业支付了包括现金和股票在内的对价,并已实际接管目标学校达五年之久,如果此时否定《合作框架协议》的效力无疑将破坏交易安全,损害诚信守约方的合法权益。

4. 二审判决

亚兴置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案涉《合作框架协议》的合同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作框架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1)安博教育系内资企业,非外资企业。因安博教育的股东解学军、薛建国均为中国公民,安博教育无外资股东,其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企业性质为中国国内的有限责任公司。亚兴置业主张以安博教育注册资本金的现金来源为由,确定安博教育的企业性质,无法律依据。安博教育虽以合同方式将其相关股东权利委托给安博在线行使,但安博在线并不具备公司法上安博教育的股东身份。故亚兴置业主张安博教育系外资企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2)《合作框架协议》是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的真实意思表示。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订立《合作框架协议》,以转让目标学校的举办权的方式取得相应对价。为履行《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又签订了《权益转让协议》《房屋及场地使用合同》《关于收益分配及资产保障的补充协议》;双方关联公司签订了《股权购买协议》。双方订立合同的过程及履约行为显示,并不存在欺诈、胁迫及其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原审认定《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

(3)《合作框架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亚兴置业主张《合作框架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六条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第九条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系部门规章,而非法律和行政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4)就安博教育取得义务教育机构举办权,但其股东权利受外资企业控制是否违反外资举办义务教育机构的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获答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外方应为教育机构、外方可以直接参与学校办学与管理、教育教学内容可以部分采用国外课程等。外资通过与内资企业的股东签订合同的方式控制民办学校,并非直接参与学校办学与管理,相关活动不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调整范围。

不过,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回避了对VIE协议的审核,其在判决中称:“本案诉争的是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而非安博教育与安博在线之间《独家合作协议》、《认购期权协议》及《委托书》的效力,故安博教育与安博在线之间的合同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并明确:“人民法院审理因《合作框架协议》争议所引发的商事纠纷系确定亚兴公司与安博公司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并非对义务教育领域的投资行为行使监管之责”。

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对外资通过并购股权参与举办或者实际控制举办者实施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行为,可能存在危害教育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对可能存在的外资变相进入义务教育领域,并通过控制学校举办者介入学校管理的行为,应当予以规范,并通过行政执法对违法行为予以惩戒。就此,本院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部在行政审批及行政监管过程中,对此予以依法规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教育安全。”
(二)
(三)
(四) 其他相关法律问题的裁判立场
1.争议解决条款冲突的适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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